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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火中走出的无锡女作家

字号: 2013-08-01 09:18 来源:江南晚报 我要评论(0)

她是个经历了战火洗礼与病魔抗争却始终笑对人生的生命歌者,她就是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无锡人葛琴。

她是乡村第一个上学和剪短发女生

1907年12月24日,葛琴出生在宜兴丁山镇。葛琴的父亲年轻时在师范学堂读书,后在家乡创办丁山小学,自己又教书又任校长。葛琴自幼家境贫寒,家里有时无米下锅,父母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度日,逢年过节,一家人都要出去躲债。葛琴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4个,葛琴是长女。

那时,农村女孩子大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葛琴的父亲非常开明,葛琴在镇上是第一个读小学和剪短发的女生。葛琴13岁小学毕业那年,考取了南京中学。但自小懂事听话的葛琴马上说:“我不上了”。第二年,葛琴再次以优异成绩考上苏州乐益女子中学。父亲认为女儿是读书的料,不愿让她再伤心,于是,四处筹借学费让女儿上学。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葛琴进入中学后越加发奋,各项功课在班上都名列前茅。课余时,她特别喜欢和男生一起习武练棍,活像个假小子。

初中毕业后,葛琴考入上海景贤女子中学,当时张闻天在学校里担任教员,他注意到葛琴是位上进心强的好学生,就处处关心、培养她,成了葛琴政治上第一个启蒙老师。从张闻天那里,葛琴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经张闻天介绍,葛琴进入上海大学读书,兼做工人夜校教员。1926年秋,葛琴由张闻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英勇的女子“三剑客”

1927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准备武装起义。起义前,葛琴积极参加示威游行,上街散发传单,秘密运送枪械、文件,并和志同道合、年龄相仿的小姊妹夏之栩、陶恒馥三人组成一组,为武装起义战士送去一袋袋烧饼和开水。她们用沙包垒起临时救护站,抢救受伤工人,还持枪站岗做周恩来的警卫。早年葛琴在学校和男生们舞刀弄棍的功夫,也派上了用场。

同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葛琴目睹了工人群众被屠杀的惨状。那时起,葛琴和许多革命者由公开转入地下。大革命失败后,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带从事地下工作,由中央秘书处熊瑾玎直接领导。当时,葛琴、夏之栩、陶恒馥三人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交通小组,联络地点是四马路一家“湘绣铺”,联络暗号是一件带剑状花纹的皮大衣。熊瑾玎告诉她们,最近组织里出了叛徒,还来不及通知所有机关,只好让大家穿皮大衣分头联络通知,万一有人出事,大家都要把皮大衣保护好。葛琴是第一个穿皮大衣送情报的,顺利完成任务后,葛琴把皮大衣交给了陶恒馥。

第二天,夏之栩按约定时间来到“湘绣铺”,却不见陶恒馥。熊瑾玎叫夏之栩到陶家去看看。夏之栩见陶家窗口有灯,还挂一盆吊兰,她想陶恒馥可能是病了,就没有交大衣。当她走到陶家后间,发现灯柱后面有两个黑影,这时,房东太太假装倒垃圾,偷偷向夏之栩摆摆手,夏之栩立即拔腿就跑,两黑影紧追不舍,夏之栩窜了几条弄堂,才把两个黑影甩掉。原来,陶恒馥被敌人盯上了,为保护皮大衣,她待在屋里没有出来。第二天,“湘绣铺”就关掉了,党的工作没有受到损失,大家称颂她们是机智勇敢的女子“三剑客”。

第一篇小说《总退却》

由于工作关系,葛琴接触了大批进步作家,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她也萌发了构思小说的欲望,但很不自信。《北斗》主编丁玲和葛琴有过几次接触,认为她很有才华,丁玲把一封《北斗》征稿信给了葛琴,征稿范围涉及农村、工人、士兵、学生等等,并对葛琴说,能写哪方面,就写哪方面,写自己最熟悉的就行。

葛琴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十九军受伤战士多有接触,对战士的同情,对卖国贼的憎恨她深有体会,想到这儿,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依次呈现在脑海。于是,她构思了一个故事,把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用精彩的情节串联起来了。有着切身感受的葛琴,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一部两万多字的小说《总退却》,小说描写了抗战中士兵的转变及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丁玲看到葛琴的稿子不住夸奖,并立即在《北斗》二卷二期上发表了。冯雪峰、鲁迅、茅盾等著名作家对其作品也赞赏有加。此后,葛琴在当时国内多家文学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多个短篇。

相濡以沬的作家夫妻

1936年春,葛琴邀邵荃麟、张天翼、叶以群、旲组湘、刘白羽等作家到家乡宜兴丁山作客。丁山位于太湖之滨,这里远离战火,又可以躲避敌人,他们聚在一起,谈国事、谈创作,各抒己见,心情舒畅。葛琴每日换着法子将乡村新鲜的鸡鸭鱼虾和爽口鲜美的竹笋、笋干做菜,让穷困的作家们过足了嘴瘾。

写作之余,葛琴最爱和作家们泛舟湖上,大家兴奋地放开嗓子高唱国际歌。葛琴比邵荃麟小一岁,称他为大哥。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经历,两人同一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一年在上海参加工人武装斗争。1932年,葛琴发表了处女作《总退却》,几乎在差不多时间,邵荃麟发表了小说《糖》、《车站前》。不同的是,葛琴家贫如洗,而生长于重庆的邵荃麟是重庆药商的儿子,自小在家过着衣食无忧的少爷生活。但邵荃麟为了革命,离开了家庭,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一次面向工人演讲时,邵荃麟突然吐血,但他装作若无其事,用自来水漱漱口,继续讲下去。回到宿舍,鲜血像喷泉般喷发出来,大家急忙把他送医院检查,原来,邵荃麟的肺部已形成空洞。看着比自己大一岁的邵荃麟对待革命事业如此执着,葛琴深深地爱上了这位瘦弱的小伙子。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交往多年的二人结为夫妻。他们结婚时,连一个固定的居所都没有。这时,葛琴家楼上朝北一间终日不见太阳的简陋亭子间成了这对作家夫妻的安身之处。婚后,他们按党的指示办报纸、编刊物,团结大批文艺青年,指导培养青年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这对作家夫妻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1953年,邵荃麟出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主编《人民文学》。葛琴则在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专业编剧,1956年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1961年任艺术副厂长,负责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参与制作了《三年》、《女司机》、《海燕》等一批歌颂妇女的优秀影片。“文革”期间,邵荃麟遭到了残酷迫害,原本骨瘦如柴的他,病情更加严重。1971年6月10日,邵荃麟病死狱中。葛琴同样没有逃脱厄运,1948年,她写了短篇小说《贵宾》,描述了一位40多岁的自负、挑剔、嫉恨、鄙俗的女活动家。这篇小说在“文革”时被“对号入座”,葛琴因此下放到“牛棚”,过着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十年浩劫给葛琴留下了终生残疾,她偏瘫失语、双目失明,在病榻上与病魔抗争了十多年后,于1995年1月3日在北京病逝。

  • Tags:无锡 女作家 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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